於可训：让小说有更浓的中国味儿

日前，“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办。近年来，著名文史学者於可训教授投身文学创作领域，已出版小说集《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娲》《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等，其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觉追求中国风范和中国气派，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

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

写小说是咀嚼反思人生的好方法

羊城晚报：大多数人在您这个年纪时都在颐养天年了，您怎么会写起小说来了？

於可训：我不是现在才开始写小说的，现在只是我较为集中地从事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阶段。2020年我办了退休手续，那时我已经73岁，在学校的荣休大会上说，我要在退休之后来一个“衰年变法”，由一个学者变身为一个作家。此后，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迄今为止，已发表了百余万字的作品。

近五年，我每年都有一本小说集出版，计有《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娲》《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等。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作品。

羊城晚报：您从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为什么当时没有坚持写下去？

於可训：高中写小说，是出于文学爱好，只是一种练习。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进工厂当工人，结婚成家，要面对许多重要的人生问题，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直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才留在学校从事教研工作，工作之余，我还断断续续地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小说是储存人生经验和人生记忆的胃，是咀嚼人生的牙口”，并提议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去写小说，为什么这么说？

於可训：人到了一定年纪，可以通过写小说去回忆一下往事，咀嚼一下人生。因为人生的意义，不是自然地显示出来的，是要通过你的回味、咀嚼和思考，才能体会得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忙于具体事务，无暇也无意去咀嚼和思考人生问题。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退休了、闲下来了，就像牛吃草反刍一样，把你经历过的生活，又拿出来咀嚼一遍、反思一下，就能体会得到其中的意味，我觉得，写小说是咀嚼反思人生的一个好方法。

学术训练对创作有积极影响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近些年来学者进行小说创作的现象？

於可训：学者从事文学创作，古今中外都有，只不过以前对学者和非学者未加细致区分，所以很难说哪些是学者的创作，哪些是非学者的创作。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学者创作与非学者创作，很容易分辨出来。其实，这种界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被打破，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任教，大学师生从事文学创作，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四十年来，从创办作家班到实行驻校作家制度，也在消除作家和学者之间的隔阂。

羊城晚报：学者小说有何特别之处？

於可训：学者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也很难说出一个总体上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经历不同，思想观念、艺术趣味、文字风格有别，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一样。不过学者的创作，在某些方面理性的成分可能会重一些；取材也可能偏向于求学经历或大学校园，喜欢探讨一些哲理性强的人生或社会问题；创作方法和技巧，也会有一些讲究。这些都只是一种可能，并非一定如此。

羊城晚报：作为现当代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专家，您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感性与理性会不会互相冲突？

於可训：当然会有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学术训练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个作家从事过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接触到古今中外许多作家作品，熟悉各种文体和创作的方法与技巧，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弊、腾挪变化，在创作中就会有意识地多方学习借鉴，增益其所不能，学术研究的经验也会帮助作家对创作对象和创作过程作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概言之，一是艺术选择有一个较大的参照系，二是方法、技巧有更多的取法对象，三是对创作的理解有更多的理性自觉。

羊城晚报：您平常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於可训：每天按部就班地写，主要写作时间在白天，晚上不写。与作学术研究比较，我觉得写小说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无须查阅很多研究资料，写小说有生活积累，主要靠艺术想象，不是靠材料证明。二是对所写的东西要有感觉，包括对语言的感觉，有时还要有点灵感。开头的文字和叙述描写，非常重要，灵感来了，感觉对了，接下去就写得顺利，反之，就难免是鲁迅说的“硬写”，“挤牙膏”。

於可训短篇小说集《渔人故事集》

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

羊城晚报：您笔下关于黄梅故乡的乡村教师、乡野故人的书写都有真实的原型吗？

於可训：大体上都有原型。写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一是我熟悉，写起来方便，得心应手；二是这些小人物虽然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对人生的执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本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爱和善。

羊城晚报：为什么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鄂东南水乡作为您的写作原点？

於可训：首先，当然是因为黄梅是我的故乡，对故乡的感情使然。其次，就是鄂东南水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写的价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旧的农耕文化在乡村还有很多遗留，人情风习不同于今天，在今人看来，都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用小说来表现，既吸引读者，也便于读者认识那个时代。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认为“不要把小说当作小说来写，要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才能写得自由”？

於可训：这个问题，涉及小说的历史和对小说这个概念的界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是西方的文体分类法中的小说，不是或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小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小说”这个概念，也有小说这种文体，但跟西方所说的小说有所不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小说，属于广义的散文范畴。我们按西方小说的文体规定写小说已成习惯，但也有许多约束和不自由，既然如此，回到中国小说文体的本源，把小说当散文来写，也许能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还会进行哪些创作尝试？

於可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就题材而言，乡野的，都市的，我都会写。我还是喜欢写我经历过的东西，由我的个体经验抵达众人的普遍经验。至于体裁和文体，很多朋友劝我写长篇，我暂时没有写长篇的打算。我不喜欢也没能力写太长的作品，中短篇将是我写作体裁的常态。在文体方面，我会继续作一些试验，除史传、传奇、话本外，还会从历史、哲学中借鉴取用一些文化资源。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混成体，文体创造转化的空间很大。希望通过努力，使我的小说能具有更浓的中国味儿，能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

当下阅读最重要的是学会选择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或“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的说法？

於可训：这是个很老的观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改革开放以后，就被打破了。我在武汉大学参与创办过最早的作家班，后来全国又有很多大学办了作家班，招收了大批作家学员，这些作家学员通过学习培养，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很多学校实行驻校作家制度，这就不是中文系培养作家，而是作家在培养中文系学生。这几年，创意写作十分火爆，驻校作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创意写作专业也确实培养出了一批青年作家，可见中文系不但可以培养作家，而且能够培养出好作家。

羊城晚报：您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於可训：我是一个阅读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我喜欢的作家作品，也许某个时期偏向于喜欢这些作家作品，另一个时期又偏向于喜欢另一些作家作品。在创作中，我不喜欢照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路子去写，我把我阅读、喜爱过的作家作品，都看作是我的精神营养，是我的文学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对我的创作影响是综合的，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我自己也不能一一对应地指出来。

羊城晚报：能否对现在年轻人提一些阅读建议？

於可训：我不敢对年轻朋友们的阅读妄提建议，在这个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论什么阅读，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选择。不加选择的阅读，所得到只会是一团知识的乱麻，而不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8月10日A7百家版

文 | 记者 熊安娜图 | 受访者提供